張仃是中國百年歷史的見證人，也是新中國的主要設計師之一。目睹山河破敗、民生凋敝的少年張仃，從小就有一個理想：讓自己的祖國看上去很美。

20世紀30年代，張仃的職業美術生涯開始于張恨水任校長的北華美術專科學校。日本人侵入他的老家東三省后，張仃拿起筆，成為一名反抗侵略、反抗專制的漫畫斗士。1938年，張仃到延安，他發現一個很大的破房子，在他看來，這正是舊中國的縮影，他不能看著它破敗。他立即為殘破的大房勾畫設計圖，修補、粉刷、裝修，親力親為。沒過多久，破房子煥然一新。張仃和他的搭檔作家蕭軍，把這處簡陋的“新房”裝飾成了別致的場所，取名為“作家俱樂部”。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領導人也常去那里參觀和跳舞，同文藝工作者交流。“作家俱樂部”成為張仃用審美理想改造中國的一次袖珍實踐。在八路軍生產成果展覽會上給延安工農業產品做包裝設計,為《抓壯丁》等話劇設計舞臺布景，甚至連秧歌隊和一些文藝團體的服裝也是張仃創意的。設計“全國文藝家抗敵協會會徽”時，他用一團火簇擁一把鑰匙，寓意真理和光明被普羅米修斯盜給人類。

在共和國締造者身邊工作的經歷，使張仃獲得擔綱新中國形象設計的“資質”。他與梁思成受命領導中央美術學院和清華大學營造系兩個創作組，進行國徽設計。天安門的莊嚴雄偉極大地震撼了張仃，于是，天安門成為他筆下國徽方案的主體元素——弧形的地平線上，天安門巍然屹立，象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。言簡意賅，立意精準，這一方案得到周恩來總理的首肯。張光宇作為中央美術學院國徽創作組的另一主創者，對張仃的方案創作也給予了重要幫助。1950年，張仃親率美術供應社的工人，將一枚直徑超過3米的巨型國徽，莊嚴地懸掛在天安門上。是年，張仃32歲，同時還參加了“建國瓷”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團隊。

在張仃看來，抽象的“國家”必須有色、形、物的形象化傳達，才能被了解和認同

1949年，張仃負責開國大典美術設計工作，在天安門城樓的柱與柱之間，他創造性地掛上去8個大燈籠。運用巨型宮燈這一傳統文化語匯，在天安門上增添了出彩的中國符號。同期，張仃主持設計了中南海懷仁堂、勤政殿室內環境。微觀方面，張仃繼成功設計全國政協會徽之后，又完成了全國政協會議郵票設計、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票和成立10周年紀念票的設計。從宏觀到微觀，張仃為新中國的形象傳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。

行為性、綜合性特征明顯的展會活動設計，在張仃前40年美術生涯中占很大比重。建國初期，新中國亟需向世界展現一個健康而充滿活力的形象。通過重要展會進行的國家涉外宣傳，幾乎多由張仃領導或執行。1951至1956年間，張仃曾將展會設計送往布拉格、莫斯科、巴黎、華沙、萊比錫、羅馬。中國的漢畫、藍印花布、民間剪紙、江南園林，是他采用的東方文化的視覺形象，引觀者如潮。一些由他設計的場館被奉為經典，上了所在國郵票畫面。

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，張仃從半個世紀前，便致力于中國文化向世界傳播的“順差”

1959年，張仃任美術組長，主持建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工程美術設計。虛懷若谷的張仃，處理如此浩大、龐雜的美術工程，舉重若輕。1979年，歷史再次將機遇與重任賦予張仃。影響中國現代藝術復興的首都機場壁畫，讓人從中看到愉悅、和諧和久違的美。首都機場壁畫在當時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掀起沖擊波，引發了許多關于“美”、“人性”、“道德”、“現代化”等等討論，也幫助人們突破了種種觀念的禁錮，成為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形象傳播范例。

他主持了首都機場和北京地鐵壁畫群設計，創作了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的《哪吒鬧海》和《燕山長城圖》大型壁畫。北京長城飯店、香港中銀大廈等重要建筑，也有張仃的杰作。1978年，張仃任美術總設計，完成了動畫片《哪吒鬧海》，對中國風格的動漫及兒童繪畫讀物，影響深廣。

焦墨山水最能還原蒼勁、宏闊、有力、具有金屬感的畫面。晚年的張仃，鋪開了一個無限豐富、壯美宏闊的焦墨世界。這個秉持完美主義理想的世紀老人，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處自己選材、自己設計的山屋里，每日課讀魯迅。有時對著外面的世界，他會重復他的名句：“美盲比文盲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