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然一直有意采訪黃永玉先生，但是真到面對面交流的時候，卻因是突如其來的約定，幾乎毫無準備。

借《當代中國畫》雜志創刊之機，黃永玉先生和媒體見面會安排在了黃永玉的萬荷堂。去往通州萬荷堂的路上，有先前采訪過黃先生的記者，給我們講述黃先生的“豪宅”，說黃先生養了六七條狗，家中珍藏煙斗無數，文物無數，但是脾氣也“很大”，曾經拒絕央視某名牌欄目的訪談，還拒絕過鳳凰衛視名主持陳魯豫的訪談。

都是傳聞，一笑而已。我見過黃先生，還是2002年的8月，黃先生78歲壽辰，又逢《黃永玉大畫水滸》(作家出版社)出版。5年時間，他只是變得稍微瘦削，仍然戴一頂深藍色的貝雷帽，叼一支咖啡色煙斗。

是的，斜戴的貝雷帽和煙斗，永遠是黃永玉先生的標志。

萬荷堂是一處錯落有致的房子，在細雨中變得朦朧而有詩意。院墻上垂下干枯的藤蔓，四周則是悄然萌生綠意的樹木。門口佇立著一座小亭子，聽說是黃永玉特意花錢建造的，將亭子取名為“侃亭”，并親自題字做匾，希望路人、村民能到此歇息、閑聊。不想“侃亭”字匾不久就被人偷走了，“侃亭”成為了“無字亭”。

黑色的鐵大門緊閉著，從下面的門縫中，隱約可見兩只大狗閑適地靜臥。

終于有人走來，先牽了狗圈起來，又引我們走入院子。院落里那數十株梅樹，據說都是清代乾隆和嘉慶年間栽的，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歷史；幾尊銅像雕塑中，最引人注意的是兩個活潑可愛的胖嘟嘟的孩子，女孩兒雙手托在男孩的背上，雙腳飛起來，喜眉笑眼的樣子——僅這一尊雕塑，似乎就能隱約想見黃先生風趣童真的性格。

沿著排成七列的石甬路前行，西側十幾米處就是先生的客廳。

迎面六根柱子，上面寫著夸張的象形字，部分被下面擺放的花花草草遮住了，看不出個所以然，只認清上面寫有來自緬甸字樣。西側墻上是黃永玉自己題的一幅字：一個活了84歲的老人，身體還過得去，頭腦又清楚，再不承認自己是個老奸巨滑的家伙，那就太謙虛了。

我們落座的桌椅，都是從非洲運來的。來自非洲并不稀奇，但是這樣大的重達1萬斤的木頭怎樣來到中國，又如何完全地沒有遭到任何破壞，放到客廳里居然沒有損壞門窗，這就令人驚訝。

低處又是一套喝茶的大茶幾，全是敦實的木頭，紅色漆面黑色底，顯得很和諧。

然而擺設又有些雜亂，有作為標本的鹿，有慈眉善目的觀音，有若干的出土文物，地上還擺著幾壇用竹篾做套的酒壇子。

這樣的天氣，室內顯然有點陰冷。在四處彌漫著水仙等植物的香氣氤氳中，大家竊竊交談，感到一切都很新奇。等到黃永玉先生走進來，屋里便立刻充滿了歡樂的氣氛。

說說中國畫

黃先生一入座，便興致勃勃地暢談起當代中國畫。他說，中國畫的說法有點特別，一般講，畫分中國畫、外國畫，或者叫西洋畫，這是上世紀初的提法。“我沒有覺得畫還要分好多種，因為我什么也沒學過，中國畫、西洋畫都沒學過。我來談中國畫實際上不夠格，也沒有正式的老師。我不是正統的學畫的，不是延安來的，也不是徐悲鴻的學生，我就用自己的方法畫。”

他回憶自己在干校三年時間，每天排著隊，拿著農具走16里地去勞動，還得唱著歌，表示高興。那時是不準畫畫的。“我就在心里畫。我當時說我大概以后不會刻木刻了。有人說你不刻怎么生活。我說畫畫。他就冷笑。他不知道我其實每天就在心里畫畫。回來后用紙畫。那時房子沒有現在的桌子大，我畫大畫，先用棍子卷起一邊，畫一點，就放一點。”

他的畫畫實際跟苦難結合在一起，誠惶誠恐地度過了漫長的苦難的時代。現在，黃永玉看到現代人畫得這么好，感到很開心。因為他幾乎能在每本雜志里都發現很精彩的畫。他說：“不是少數，是普遍開花，中國很多年輕人都畫得好。我曾經給胡永凱的畫冊寫過一個長序，他的創作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體系。人家說建立什么派、什么畫風。這我不理解，我理解畫家建立自己的體系，是從小就形成的，有了體系，就成為一種風格。不是今天沒風格，明天找個風格可以來做做。胡永凱早年就做研究，是一個整體、立體的東西，逐步形成了風格。他的畫很講究，我欣賞。現在的很多畫，認識的不認識的，叫我驚嘆。”

他又談及前衛畫。因為他不止一個朋友，國畫畫得好，忽然要畫前衛畫，結果一塌糊涂。黃先生說：“我告訴他，前衛畫是另外的一種東西，是很難畫的。我不講歷史發展，講本身結構，前衛畫也需要基礎，需要很好的修養來畫，才畫得好。比如素描，素描的修養好，前衛畫才會更細膩，更好看，前衛畫的構成就是元素的構成，光的色彩，粗細快慢，各種各樣的東西，抓一個來表現，即使有整體形象，也要表現距離關系。”

對藝術首先要快樂

黃永玉最早的時候學習漫畫，然后是木刻，靠木刻為生過了幾十年。他謙虛地說：“唐玄奘去印度取經花了19年，到2003年，我木刻花了3個19年。唐玄奘把經取回了，我到現在什么經也沒取回。”

他認為，對藝術首先要快樂，要赤誠。有了畫，他就忘記了其他，忘了困難，忘了生活中的憂傷。“文革”中，有個人指責他說：“你這個人創作上從來不嚴肅，從來都是玩。”黃永玉說：“我當時低著頭想：你這個老小子，平時你這么說我一定請你吃西餐。畫畫心里不快樂，畫什么畫呢？我心想你說的是藝術最重要的東西。”

有一次黃永玉畫了一幅畫，有兩個記者很感興趣，問他：你在創作時在想什么？

黃永玉回答：就想著趕快把它畫完。

記者覺得他的回答并不令人滿意。可是黃永玉很堅持：工作時一邊想一邊畫，還能畫畫嗎？這是工作，要快樂要開心。他表示，文學上有傷痕文學，人們不能光靠受傷受苦過日子，畫畫要開拓創新，用快樂的胸懷，開心地畫銳新世界。“我這個人是這樣，痛苦的年月太長，我在痛苦的日子里，也很開心。”

有人說黃永玉畫的不是中國畫。朋友特別生氣，比黃永玉自己還生氣。黃永玉對他說：“你告訴他，他再說我是中國畫我告他去！”

50年代批判印象派，艾青曾說：“人應該畫美好的東西，想方設法表現新鮮的東西……”黃永玉很認同：“我們只能在藝術里、繪畫里，開心地畫畫。”

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畫畫

黃先生身后，正有一幅他未完成的畫。我問他現在有多少時間用在畫畫上？他說：“現在我有兩樣事情。一是讀書，沒一天不讀書；二是工作，沒有長時間不畫畫。一時高興就畫畫，畫完就悔，趕緊畫第二幅填補后悔；不停地后悔，不停地畫畫。”他的話引來一陣大笑。

又追問他在看什么書？他說：“我一輩子不停地看書，看書的毛病就是記不得。學問家看書，但是他們家里的書不多。我問錢鐘書：你的書呢？他說書在圖書館。我看馬克思《資本論》，從來不記得，但是陳寅恪讀了都能記住。我們畫畫的人讀書是讀感覺，都讀了，你說哪件事我知道，畫畫不是大學問家，顯示書本的學問干什么？因為讀了書，所以畫畫會用感覺鑒別。我們是在書本上滾過來的。”

那么，做學問的人和畫畫的人，這兩種不同的讀書方式，哪種更好？他“不客氣”地說：“當然是我們的好！我是這一行的么！一天到晚像學問家那樣讀書，還能畫畫嗎？”

黃先生說，他有個計劃，準備開個書畫展，他說，現代語言很豐富，用現代語言畫一些畫，比如“上當上當，當當不一樣”。他說：“我不是搞書畫革命，是豐富。”

似乎每一句話，經黃先生一說，都成了趣說。前幾天經過北京火車站去同仁醫院看病，別人問：怎么這么久？黃先生回答：“讓全中國不守交通規則的精英擋住了。”

作為一位熱愛自然的畫家，他也同樣關注環境變化。“越落后的越先進，越是沒有開放的地區，綠色越多，環境越好。2004年，我的家鄉有個化工廠，把廢料倒進寒洞，洞里廢物流到河流，污染了河流，都已經中毒了，政府也沒辦法。我們幾個人商量著：怎么辦？打他一頓吧！我們幾個人準備好棍子，去他辦公室砸他一頓——真打了！結果沒過幾天，這事兒就解決了。所以有些事要用一點技巧。”他說，愛護自然要像講衛生一樣自覺。

“自然，貼著地過日子，開開心心的，別認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。”這是黃先生崇尚的生活。宋代王觀有《紅芍藥》詞：“人生百歲，七十稀少。更除十年孩童小，又十年昏老。都來五十載，一半被睡魔分了。那二十五載之中，寧無些個煩惱。”這也是黃永玉老頭在時間里的喟嘆。故事一串串，像掛在樹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，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了。而他與他所懷念的那些比他還老的老頭老太，都配得上葉芝寫的那首《隨時間而來的真理》：雖然枝條很多/根卻只有一條；穿過我青春的所有說謊的日子/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；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