苗子郁風兄嫂要在香港開書畫展，我自告奮勇說要寫一篇文章。這可不是件開玩笑的事。日子近了，除掉郁風畫的那幅德國風景之外，所謂“畫展”中的幾乎所有作品我都沒有看過；沒有看過而要介紹畫展，有如看過畫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評畫一樣無好下場，這事我是從來不干的。我自己不上別人的當，也不拿當給別人上。
好朋友之字畫，用不著當著好朋友稱贊，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飯時面對著自己漂亮老婆說：
“你真漂亮，簡直像天仙！”非挨一頓臭罵不可！
苗子和郁風兄嫂這么一對文雅、曠達的夫婦，能想象他們是從血海和無盡的災難中活過來的人嗎？對于悲苦、負義、屈辱……他們只是付之一笑。那么灑脫，那么視之等閑——進入死亡深淵而復從死亡深淵爬出，有如作一次風景綺麗的輕快旅游而神采淡遠，真不可思議。
和苗子郁風的交往已經40多年了。
我只想說說這些渺小的事情。幾十年巨大的歷史顛簸篩選中，小如螻蟻的“臭老九”們的“相濡以沫”的感情活動。
大約1946年、1947年吧，那時我不過是個本分、老實的20出頭的孩子。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，我不過是被浪濤翻來覆去卷動著的那一大片細沙中的一粒。忽然收到一封飄逸俊秀的苗子郁風的毛筆信。信，充滿真誠，第一次的友誼有如最初的蜜，濃郁而傾心（可惜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散失了），大意是聽朋友傳說我在上海的生活，使他倆感動；看到我的木刻，令他們欣賞（這點意思，至今我還懷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騷擾！我沒有這么好吧）。他倆愿意買我幾張自選的木刻作品，定個價錢給他們，他們從南京把畫款寄來。
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聰明，做得比別人的好，我只是勤快而已。比如，那時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趙聰（趙延年）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。老一輩的畫家就更不用說了。只是覺得刻得認真而快樂。生活與工作太累太苦，如果有一點報酬或經常收入，日子就會稍微松動些。
收到信，打心眼里向這兩位久仰而未見過面的賞識者深表感謝，也為將要收到的這筆不小的進款而構思了許多美麗的后事。
錢好久不見寄來，“大旱之望云霓兮！”于是火了。
火，也不能火得太厲害。信真誠得無可懷疑。翻看了幾十遍，懂得連寫信去催取也有失體統。
同住的西厓兄有意見了：
“這怎么可能呢？這兩人聲譽很好，人家是財政部當官的，連印鈔票都由他管，在乎你這點錢，只怕是忙得忘了……”
“他忘了，可坑了我……”
“你得等。這是風度。”西厓兄說。
“風度！哈！”我氣得往破床上一躺。
一個好主意，我上南京“收賬”去。
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，他熱心地一大清早帶我去找苗子和郁風。
進了門，一條過道，右邊拐過來下兩級臺階的是客廳，掛了張大千、龐薰琴、葉淺予的畫吧！大沙發上坐的一男一女，男的是金山，女的是張瑞芳。
四個人坐著傻等，也沒有什么話說。客廳安靜之極，仿佛聽得見坐在對面的金山吃壞了什么東西，肚子在咕咕地叫。
郁風從過道左邊樓上下來了，穿著藍緞子的長睡衣。這大美人很神氣。我說明來意，郁風說：
“……啊！我以為早寄給你了。對不住對不住！”
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認真的廢話。時時冷場。又一齊喝那杯透心涼的茶……
錢拿到手，一大沓。該走了。郁風忽然發現了我：
“呀！你是黃永玉，唉呀！我想起來了，對！我們寫了信給你，木刻收到了，精彩！唉呀！是的，我們應該給你畫款！……英國文化委員會司高特，你和他夫婦很熟，還有賀德立，對！對！……”倒好像剛才付的錢是給煤鋪老板的。換個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場。
于是又重新開始，高潮掀起，汽車聲響，苗子回家了。
苗子那么矮。對，袁世凱、拿破侖都矮，但他比后兩位情感上投入得多。因為是匆忙的初見，加上他們跟金山夫婦有些什么要談，大家就分手了。
1949年在香港，郁風、苗子都見了面，那時候個人的情感幾乎讓全國解放的大快樂淹沒了。此后是見過幾次面的：比如跟新波、黃茅、冰兄等人一起聚會。總是郁風、苗子請客，這是根據傳統印象的“硬敲”，可能大伙兒都天真地以為他倆席卷來一個國民黨的銀行。
事物發展從一般到特殊，情感交往也是如此。回到北京，經過了這30多年，我才真正地認識了苗子郁風夫婦。有他們兩位朋友，我這一輩子的情感光彩之極。
我們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賞，沒有市俗的價值觀。有一本書，聽到個好曲子，一個有趣的笑話，一個壞人的消息，一個好運氣，一些好吃的東西，一些不平事，自己畫了幅得意的畫，自以為稱心的詩，甚至是別人做的一幅好對聯……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風，連忙地告訴他們；或是上他們那兒去；或是請他們到這兒來。
世人有沒有意識到，弱者也有夸耀之處？那就是“相濡以沫”。朋友的思念，會心的三兩句話，足以微笑地面對艱難困苦和死亡。
（摘自《比我老的老頭》，黃永玉著，作家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。）